作者：闫方洁，成人影院-海外成人影视|成人在线影院 版权所有
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主任，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发表核心论文50余篇，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课题等十余项，出版专著、译著5部。获评全国思政课教师影响力人物、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等。
徐叶灵，成人影院-海外成人影视|成人在线影院 版权所有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
【引用原文】闫方洁,徐叶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的演进逻辑与自主体系构建[J].前沿,2026(1):1-9+38.
【 摘要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的演变呈现出清晰的深化脉络：从“发展才是硬道理”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共识，到“科学发展”拓展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多元维度，再到“新发展理念”实现发展思想的系统化集成，最终在新时代凝练为“高质量发展”这一成熟形态。这一发展话语的演进历程，不仅反映出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更彰显了其立足中国现实，回应时代课题，逐步构建起一套逻辑自洽、特色鲜明、引领实践的自主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高质量发展”作为这一自主体系的集中表达，既继承了以往各阶段发展话语的核心要义，更实现了整体性超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话语支撑与价值引领。
【 关键词 】
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话语；自主体系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强调必须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自主的发展话语体系，不仅是解读中国道路、阐释中国理论的关键，也是掌握思想主动、凝聚实践共识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6，这一决策不仅明确了发展战略的重点，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话语在新时代获得了系统凝练与核心表达。
回溯概念源流，“发展”作为一个指涉社会整体进步的现代性范畴，并非直接源于中国传统语义——其古义更接近“舒展”“展开”，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概念则是在中国百年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探索历程中逐步确立并不断丰富的。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围绕“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核心命题，逐步构建起一套既具有阶段性特征又持续演进的概念群、表述体系与叙事框架，系统呈现了对不同时期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与发展战略的集中思考。因此，“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不仅意味着发展战略的升级，更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话语达到了新的理论自觉，形成了融独特性、继承性与时代性于一体的完整表达。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的演进脉络，剖析其内在逻辑，并深入探讨其自主体系的构建路径与理论特质。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中心论的奠定与发展话语的逻辑起点
1978年，中国社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中走出来，国民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要不要发展”以及“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成为时代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的根本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明确回答了这一历史之问，从根本上确立了“发展”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以此为起点，“加快发展”成为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和共同行动。实践中，“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更是一套具有强烈现实导向和凝聚功能的话语标识。它不仅标志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更标志着发展中心地位的正式奠定，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切发展话语演进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基点。 第一，这一时期的发展话语致力于确立“发展”的核心地位，将其与“生产力”紧密关联，并提升至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进行理论定位。邓小平科学判断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指出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2］86。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从本质层面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邓小平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相继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3］6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3］116等一系列论断，从而构建起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发展话语体系。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大论断。［3］377“硬道理”这一表述，本身是一种极具分量、强有力的修辞，将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升到不容争议的高度，成为那个时代发展话语最响亮的宣言。在这一话语的统领下，整个国家的精神力量和物质资源被高度动员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这一时期的发展话语实现了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深刻转向，以生产力的发展取代了过往围绕生产关系性质的抽象意识形态争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针对“资”与“社”的性质争论一度成为思想障碍。邓小平突破了将二者截然对立的传统话语框架，转而从物质基础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重新定义发展的逻辑。“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重大论断的提出，标志着话语体系的核心从生产关系属性的抽象争论，转向对生产力发展实效的追求。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203这一论述在话语层面完成了关键转换，将对制度身份的表面辨析，转化为对发展方法及其效果的务实探讨。同时，邓小平还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373这一论述极大地拓宽了发展话语的视野与开放性，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语境中。最终，南方谈话中系统阐述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372，为这场话语范式革命奠定了完整而坚实的判断基准。这不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明确的评判依据，更标志着以生产力为核心、兼具开放胸襟与人民立场的发展话语体系得以确定。 第三，这一时期的发展话语逐渐超越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为执政兴国的战略理念，并与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先进性深度融合。承接“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话语，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4］538，这不仅确立了发展作为执政核心任务的地位，更彰显了发展作为评价执政成效根本标准的政治意义。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4］280‒281这一论述深刻表明，能否推动发展、实现发展，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发展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党的执政能力最集中的体现。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话语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形成了融合政治使命、执政逻辑与社会进步目标的系统性表述。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使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发展中“人”的问题，强调“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5］254。江泽民明确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4］295由此可见，党和国家此时已深刻认识到“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认识为后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先导。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发展话语系统回应了“要不要发展”与“发展以何为中心”两大根本问题。一方面，“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重要论述，共同构成了具有高度规范性与动员力的话语框架。它不仅从工具理性层面强调发展的紧迫性，更在价值层面将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深度绑定，从而使“谋发展”超越一般的政策主张，升华为全党全国的政治共识与时代使命。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等核心表述，通过明确经济建设的主导地位、倡导效率优先的发展理论，有效破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动力困局，推动了社会资源快速集聚。这些话语共同构筑起一套强大的意义系统，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共识与合法性基础。二、“科学发展”：发展方式的反思与发展话语的深入拓展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然而，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出现了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单等同于以GDP增长为中心的认知偏差，将发展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全面进步与协调发展。这种重经济总量、轻结构优化，重物质积累、轻生态环境，重发展速度、轻民生福祉的倾向，在长期积累中逐渐暴露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城乡区域之间不协调的深层次矛盾。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的经历，凸显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进一步警示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局限性。在此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系统反思，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遵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既继承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又明确将发展的范畴从经济领域延伸至社会、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不仅深化和拓展了发展的内涵，更推动了发展话语的价值升华，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话语建构更具整体性、协调性与人本性，同时也标志着党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阶段。 第一，这一时期的发展话语聚焦于审视“加快发展”与“均衡发展”的关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对以往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2003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从今后工作来说，我们不仅要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良好势头，而且要重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仅要确保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且要高度重视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6］66这一论述标志着发展理念的重要转向。一方面，厘清了“发展”与“增长”的内涵差异，“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6］67。这从根本上纠正了将经济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的片面认识，推动发展目标从单一经济指标转向社会全面进步。另一方面，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6］67，将人的福祉与生态环境纳入发展的核心框架，突破了以往偏重物质积累的发展模式。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通过深化对经济增长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的认识，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增长优先”到“发展均衡”的转变，强调发展必须具有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从而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导向。 第二，这一时期的发展话语将发展的目的、动力和归宿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价值主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概念。［7］465将“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作为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标志着以“科学发展”为主线的发展话语初步形成。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与根本要求，并将其正式写入党章，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6］622。在这一框架中，“以人为本”明确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了发展价值观的深刻升华。其中，“全面”要求发展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突破了单一经济维度的局限；“协调”强调通过“五个统筹”化解发展不平衡问题，体现了系统思维；“可持续”则着眼于长远，追求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整体来看，科学发展观不仅形成了完整的话语体系，更推动发展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立场。 第三，这一时期的发展话语将“统筹兼顾”确立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旨在以系统思维超越局部与短视，推动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整体发展格局。“统筹兼顾”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6］625。在实践层面，这一方法论催生出一系列标志性的政策话语与行动纲领，将系统思维转化为具体发展路径。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6］248着力推动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系统缩小城乡差距；在统筹人与自然方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6］358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在统筹国内国际方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6］260将办好国内事情与参与全球治理相结合，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在统筹物质与精神发展方面，“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6］430引导全社会形成积极健康的价值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由此可见，“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不仅塑造了整体协同的政策体系，更标志着中国发展道路从局部突破向系统优化的重要转型。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发展话语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系统性升华，其核心在于推动发展范式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拓展至社会、人文与生态等多重维度，从对当前增长的关注延伸至对长远福祉的关切。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的跃迁，本质上是从追求规模速度，转向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从而为探索一条超越传统工业化路径的特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先导与观念框架。三、“新发展理念”：发展思想的全面革新与发展话语的系统集成
“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8］197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发展起来以后”的深层次矛盾，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动了一场深刻的发展理念系统革新。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五大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不仅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政策回应，更是对发展价值、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的系统性重构，标志着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从局部调整到整体变革的升华。与此同时，新发展理念完成了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话语的一次集成与升华。它既继承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所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基调，又吸纳并升华了“科学发展”所倡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将发展的话语体系提升到系统集成、逻辑自洽的新高度。 第一，在发展方式维度上，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创新”为标志的话语建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发展大势，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8］203，并以“牛鼻子”生动比喻其牵动全局的决定性作用。围绕这一核心，创新话语持续深化：从“十三五”规划强调“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9］17，到“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10］14，再到“十五五”规划建议“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1］11，这些表达无不彰显出我党对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攻克“卡脖子”技术的一贯重视。这一话语脉络在全社会凝聚起广泛共识，推动“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1］26。同时，“创新”在理论话语层面实现了重要突破。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并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了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1］191，融汇了科技革命、绿色发展、数字融合等多重内涵。“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塑造发展新动能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术语创新与理论建构上的高度自觉。 第二，在发展整体性维度上，形成了以“协调”为标志的话语建构。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中央将增强发展的协调性与整体性置于突出位置，强调“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8］206，旨在“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8］204。这催生了“全国一盘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新表述。一方面，以“全国一盘棋”塑造发展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12］271“全国一盘棋”深刻体现了在差异中求均衡、在动态中谋协同的系统性思维，引导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另一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发展协调性。针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等结构性问题，党中央明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3］87，通过“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及“三去一降一补”等重点任务，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这些话语共同体现了统筹速度与质量、平衡规模与结构的深层战略智慧，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均衡与整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第三，在发展的文明维度上，形成了以“绿色”为标志的话语建构。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由此衍生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话语，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首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从根本上打破了保护与发展对立的传统思维定式。它批判性地超越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范式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被动假设，鲜明提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8］209，将良好生态内化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实现了发展理念的深刻革新。其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当代发展。它深刻阐释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强调“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12］363，将人类生存发展深植于自然系统的物质基础中，体现了对生命共同体规律的深刻把握。最后，“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将生态文明的视野拓展至全球。它作为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话语，倡导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促进人类永续发展贡献了重要的中国智慧。这一系列话语共同构成了层次分明、内外联动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文明维度上的理论自觉与话语自主。 第四，在发展的空间维度上，形成了以“开放”为标志的话语建构。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开放提升至战略高度，明确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11］157，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11］48，同时“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11］434，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11］7，由此构建起内涵丰富的开放发展新话语。首先，实现了从“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战略拓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这一双向互动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14］28，旨在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构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新格局。其次，创新性提出“制度型开放”的深层目标。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从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流动型开放”，升级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11］25。“制度型开放”是对外开放领域话语表达的重要创新，旨在通过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最后，战略性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重塑经济发展空间。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它从根本上重构了发展的空间逻辑与系统关系，通过优化要素流动、产业布局与市场链接的内外互动形态，为中国在复杂变局中夯实发展根基、开拓发展空间提供了核心框架。这一系列话语共同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理念、战略与路径全面升级的新阶段。 第五，在发展的目的维度上，形成了以“共享”为标志的话语建构。共享发展聚焦于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新发展理念”的落脚点，它标志着发展理念从“先富”到“共富”、从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的历史性演进。围绕“共享”这一核心，我们党形成了系统且多层的话语体系。首先，在前提层面，强调通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起点公平，通过健全公平就业机制保障机会公平，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起点。其次，在过程层面，提出“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性话语，确保发展过程依靠人民、制度安排保障人民。再次，在结果层面，则描绘出“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优美的环境”“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图景，系统回应人民群众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存到发展的多层次需要。最后，这一系列话语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价值导向，系统构建了保障全民共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完整逻辑，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 综上所述，“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的一次集成性创新。它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对发展目的、动力、方式、路径与价值进行了全域性、深层次的定义与整合。这一话语体系将分散的发展诉求凝聚为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成为新时代发展思想全面革新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发展话语走向成熟并在实践中发挥强大引领力的关键一环。四 、“高质量发展”：新发展范式的确立与发展话语的成熟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标识性话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5］30。这一判断不仅是基于发展阶段的客观研判，更标志着一种新发展范式的确立。随后，党的二十大将“高质量发展”定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4］28，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确立为“十五五”时期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至此，“高质量发展”已演进为在治国理政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标志性政治话语，并开辟了发展的全新范式。从驱动力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是结构优化、产业协同的发展，而非失衡的发展；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是高效、集约的发展；从与环境的关系看，“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从成果分享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发展；从发展态势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是安全、稳健、可持续、能够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发展。简言之，“高质量发展”是对过往发展话语的一次整体性集成与超越，涵盖了从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高效集约，到绿色可持续、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丰富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话语支撑。 第一，“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演进的成熟形态，其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话语完成了一次系统的、内生性的理论升华。这一概念并非对过往理论的简单叠加，而是基于中国发展实践、对既有话语体系进行辩证集成与整体超越的结果。回溯发展话语的演进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勾勒出一条理论不断深化的主线：“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了“要不要发展”的中心命题，确立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地位；“科学发展”在此基础上，回答了“如何发展”的路径问题，强调了全面、协调、可持续；“新发展理念”则进一步系统性回答了“以何为指导”的原则问题，构建了完整的方法论框架；而“高质量发展”的深远意义在于其在前述基础上，从根本上回应了“发展何为”这一终极价值追问——它不再局限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方法或原则，而是将发展的目标定位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从侧重手段到目标与手段统一的范式转换，将以往各个阶段探索出的局部真理，整合升华为融贯自主、统领全局的新时代发展范式。 第二，“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成功构建了一个兼具高度解释力与广泛包容性的自主话语框架。这一概念首先突破了单纯的经济范畴，升级为一个定义社会发展总体状态与品质的概念。它既包含“创新驱动”“绿色转型”等具体战略维度，也蕴含“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等价值目标，从而实现了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发展要求的意义整合。正因如此，“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了枢纽位置，展现出强大的话语统摄与生成能力。因此，在实践中，“高质量发展”并非一个政治口号，而是一个开放的语义网络核心，它能灵活地吸纳各领域的具体政策，如科技自立自强、乡村振兴、“双碳”目标等，并将其整合为自身逻辑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话语整合机制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叙事不再需要依附或套用外部理论框架来解释自身实践；相反，它通过“高质量发展”这一内生性核心概念，就能够自主地定义发展目标、诠释实践过程并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展现其理论建构的深刻自主性与旺盛生命力。 第三，“高质量发展”构建了一个融通中外、兼具文化主体性与全球对话能力的新叙事。它的话语力量源于三重坚实的根基。首先，这一话语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土壤，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汲取问题意识与经验支撑。其次，它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价值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求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同时，也继承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质尚俭”“天人合一”等智慧底蕴，赋予发展以鲜明的文化主体性。最后，将“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嵌入“发展”之中，完成了对自身发展经验的自主理论化。在此基础上，“高质量发展”精准回应了全球对增长质量、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的普遍焦虑，它不是提供一个简单的“中国答案”，而是将中国的价值理念注入“发展”这个全球共同议题之中，生成了一种既能阐明自身道路特殊性，又能与人类共同价值进行普遍对话的话语范式。这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叙事实现了从服务内部建设的解释性话语、到能够参与乃至重塑全球发展议题的建构性话语的深刻转变。 第四，“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代表了对传统发展主义话语的辩证扬弃与重构。发展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性的全球话语，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结束初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掀起一股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路径的发展思潮，其核心在于将发展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工业化与城市化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单一标准模式。这一话语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逐渐暴露出其内在局限性：它往往将手段视为目的，将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导致资源环境的高度损耗、社会结构的失衡以及发展意义的空洞化。“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标志着对传统发展主义范式的系统性超越，将发展的衡量标准从单一的经济规模扩张，转向经济、社会、生态、安全等多维度协调共进的总体品质提升。由此一来，“高质量发展”不再将现代化看作某种固定模式，而是强调立足自身国情与文化传统，走出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经济与人本、物质繁荣与精神富足的复合型现代化道路。尤为关键的是，“高质量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对资本逻辑的自觉驾驭与有效规制，强调使市场与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在根本前提下超越了发展主义与资本无限扩张的同构性。因此，“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更代表了对现代性内涵的反思与重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吸收人类发展思想有益成果的同时，成功跳出了发展主义的话语窠臼与路径依赖，为世界贡献了一种更具包容性与人文关怀的发展哲学和叙事体系。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的演进历程，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价值奠基，到“科学发展”的全面深化，再到“新发展理念”的系统集成，直至“高质量发展”的范式确立，这一话语体系在持续演进中逐步形成了鲜明而稳定的内在特质，并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一，坚守实践性是其根本品格。发展话语的每一次重要演进，都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现实挑战的主动回应，也是对中国道路经验的理论提炼。它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中不断调整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社会的生动运用。其二，通过话语的方向性彰显政治立场。无论话语内涵如何拓展、表述如何演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始终一以贯之。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到“共享发展”的理念定位，再到“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归宿，都确保了发展话语在根本立场上不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其三，通过话语的科学性彰显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话语并非政策口号的简单堆砌，而是建立在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科学发展”对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强调，“新发展理念”对系统方法的集成，“高质量发展”对多重目标的统筹，都体现了从经验总结到遵循规律的持续升华。其四，通过话语的全球性展现文明视野。中国的发展话语虽生成于本国土壤，却始终保持着对人类发展共同命题的关切。它既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又以自身实践为世界贡献了超越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智慧，推动了全球发展话语的多元化，为人类现代化探索提供了具有参照意义的新叙事。这些内在特质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的独特标识与理论力量，为其在新时代赓续传统、回应变革、引领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与宝贵经验。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